陈毅对许世友说：粟裕命令你撤你就得撤，不行就撤了你

玉钗云

有“江南猛虎”之称的开国名将王必成，到了晚年，回忆起当年他参加的孟良崮战役，仍然记忆犹新，他感慨地说：“啊，孟良崮，英雄的孟良崮，孟良崮上的每一块石头，都被鲜血染红了……”
当时，蒋介石亲自调集了45.5万兵力，压向山东，妄图一举歼灭我华野主力于沂蒙山区。其部队之多，气势之大，实为空前。
敌人的战术是“密集靠拢，加强维系，稳扎稳打，逐步推进”。华野部队如果按照传统的战法，对敌分割围歼，各个击破，恐怕难以实行。

1947年初，中共中央就明确指出：全国的战局，仍是以华东为中心开展的。主战场由苏北解放区转入山东解放区境内。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，宿北、鲁南、莱芜三大战役就是由苏北向山东逐步深入。
这一次更大规模的较量，即将拉开序幕。
蒋介石集团反复研究认真地总结了前一段作战失利的教训，改变了原来方针，由对解放区全面进攻，改为重点进攻。
蒋介石说：“国军占地愈多，则兵力愈分散，反而处处被共军牵制，成为被动”，“而共军却时时可以集中兵力，采取主动，在我正面积极活动，将我各个击破”。
因此，他决定采取“空心战术”，在大后方只留3个正规军，将95%的主力部队调往前线，用以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。其中进攻山东的兵力为45.5万，占重点进攻的总兵力66%。
蒋介石说：“目前山东是敌我两军的主战场，解放军主力集中在山东，同时山东地当重要，交通便利，有海口运输。我们如能消灭山东战区的解放军军主力，则其他战场就容易肃清了。”
蒋介石将此如意算盘称之为“黄河战略”，他于3月中旬下达对山东实施重点进攻。

这次进攻有四个特点：一是兵力特别多，有24个整编师，共45.5万人。二是强旅如云，有五大主力中的三支劲旅：整编七十四师、整编十一师和第五军。三是改变战术，采取“密集靠拢，加强维系，稳扎稳打，逐步推进”的办法，妄图陷解放军于战略战役的被动不利局面。
四是直接指挥，蒋介石在南京统筹决策，顾祝同驻徐州统一指挥，汤恩伯担当主攻。蒋介石把最大的赌注押在山东战场，企图孤注一掷，改变全国战局。
蒋介石的具体部署是：以7个整编师约20万人守备重点线，并作机动策应；调动17个整编师约25万人的兵力，由汤恩伯、王敬久、欧震三人担任指挥。其中，汤恩伯兵团由临沂向北，欧震兵团由泗水向东北，王敬久兵团由泰安向东，对华野主力形成弧形包围态势。
面对国民党大军压境、强敌云集的严重形势，粟裕开始积极筹谋对策。
他向陈毅汇报说：“敌人用于进攻我们的兵力是我们总兵力的两倍多，在兵力上占有很大优势，战略战术也有很大改进，有利于我的战机，可能比过去要少得多。但是，敌人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。”
“在战争指导上，他们存在战略上要求速战速决与战役上迟疑犹豫的矛盾。在内部关系上，他们存在着嫡系与非嫡系、主力与非主力、中央军与地方军、上级与下级、官与兵之间的矛盾。这些矛盾必然会表现出来。他们想要达到指挥统一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蒋介石依恃强大兵力，企图尽快与我决战，而他的战场指挥官力求保存实力，邀功请赏，一与我接触，立即收缩靠拢，甚至见死不救。这种情况给我们利用敌人矛盾，创造有利战机，提供了客观条件。”
“从实际情况出发，华野前委决定实行集中优势兵力，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，决心与敌人作几次大的较量，动员全军准备打硬仗、打大仗、打恶仗。但在敌人重点进攻开始阶段，则采取持重待机的方针。发挥我军的优势，充分地调动敌人，寻找歼敌的良机。但若是条件不具备，就改变和放弃原定计划，绝不可急躁作战。陈军长，你说呢？”
陈毅哈哈大笑：“伙计，就这么干，这叫做：持重待机，调动敌人，创造战机，大量歼敌。”
于是，从4月初到5月初的1个多月里，陈、粟指挥华野10个纵队，同敌人在鲁南和沂蒙山区周旋，将主力始终集结于便于机动作战的位置，处于主动。
陈毅称新战术好比“耍龙灯”，我军挥舞彩球逗引，敌军则像长龙一般回旋翻滚。用这种办法调动敌人、迷惑敌人，创造有利战机。
陈、粟原计划打由陇海线北进的汤恩伯兵团第七十四师，派了3个纵队南下陇海路东段，汤恩伯发觉我军意图，立即收拢部队，密集成团，使华野无法分割围歼。
陈、粟立即改变计划，绕到刚刚调到山东的王敬久兵团之侧后，抓住他左翼的薄弱环节，攻击占据泰安的整编七十二师。
七十二师的前身是川军，装备既有日械也有美械，擅长山地作战，吃苦耐劳，战斗力不可小觑，但因为不是老蒋的嫡系，并不受其重视。
泰安的地形有利也有弊：泰安地形和工事利于固守，但北有泰山，南有徂徕山相隔，不利于它与济南王耀武部、曲阜邱清泉部相互支援，而有利于华野实行分割围歼。
陈、粟抓住这个战机，迅速下定围泰（安）打援的决心。4月20日发起泰蒙战役，以3个纵队围歼七十二师，以4个纵队打可能来援之敌。4月24日完成了对泰安的包围。
粟裕特派陈锐霆率领特种兵纵队榴弹炮团，奔赴泰安战场参加战斗。在围攻嵩里山制高点时，炮团与第三纵队密切配合，发挥了自己炮火的优势，很快就把嵩里山守敌一个营合歼。
此战过程中，整编七十二师师长杨文泉几次乞求增援，邻近泰安的各路蒋军全都见死不救。整编七十五师和整编八十五师距泰安不足1日路程，就是不派一兵一卒支援杨文泉。
激战三天，华野攻克泰安，歼灭七十二师师部和两个旅，生俘中将师长杨文泉，连同南线共歼敌2.4万余众。

然而，总的说来，我军在4月初至5月一个多月的时间内，主要还是“耍龙灯”，调动敌人，迷惑敌人，创造战机。
除泰蒙之战以外，虽有几次交锋，但均因敌人密集靠拢，增援速度较快而未果。除三纵和特纵在泰蒙之战打了个漂亮的步炮协同战之外，大部分部队没有打上一个痛快的大歼灭战。
不少指战员沉不住气了，顺口溜又流行开了：“陈司令的电报滴滴答，小兵们的脚板噗噗噗。”
“机动机动，只走不打，老耍龙灯。”

在一次行军途中，一个战士看见粟裕骑着高头大马赶过来了，知道是个大首长，故意高声说：“陈司令电报嘀嘀答，小兵们脚板噗噗噗。”
一旁带队的连长嗓门更大，冲那个战士说：发什么牢骚！”
粟裕一看，是一纵一师（廖政国师）的大胡子沙连长（莱芜战役后评上战斗英雄），便下马说：“沙连长，你过来一下。”
沙连长跑步过来，向粟裕立正敬礼。
“刚才是怎么回事？”粟裕明知故问。
“当兵的不打仗，吃了人民的粮食，白天黑夜光一个劲跑路，一个战士思想不通，我正在批评他。”
“那么你想通了没有？”粟裕看着连长，沙连长没吱声，他不敢说自己思想没通，又不愿说已经通了。
“你们部队在这一个多月里，总共走了多少路？”粟裕又问。
连长想了想说：“施码有一千多公里了。”
“敌人呢？”
“敌人嘛，跑的路比我们更多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他们大家伙多，大炮、汽车、坦克不能走山路，要绕着走。”
“让他们武装大游行，不好吗？”
“首长，能把他们消灭就更好了。”沙连长看着粟裕，眼神中充满期待。
“是吗？为什么不去消灭他们呢？是我不想打他们？”
“不不不，首长千万别这么说。这一点，我根本没想过。”

“你应该想，应该好好地想一想，为什么我们不去打敌人，而是一个劲地走路，因为你是老资格英雄连长。”粟裕看他有些后悔的样子，便说：“连里病号多吗？把我的马牵去，让病号和体弱的同志轮流骑骑，换换劲。”
“不行，不行，绝对不行。”连忙敬了个军礼，撒腿就跑了。
看着沙连长的背影，粟裕笑了。他觉得指战员们积极求战的精神是多么的可贵！
其实，没有打上大歼灭战，指战员们着急，粟裕更着急。他不禁想起前两天的一件事来。前天，敌整编十一师突然进占新泰，且与其他敌军拉开了距离，粟裕抓住这个机会，立即派4个纵队将新泰包围，欲全歼十一师。
王敬久立即全力以赴从四面八方赶派增援，对我4个纵队形成反包围之势，使我军兵力上处于劣势，又无法速胜，只得立即撤围。
当时，许世友的九纵担任主攻，率部一口气跑七十多里路，进入战斗位置，等待主攻命令。一会儿命令来了，却是要他立即撤回原驻地。
许世友大怒，不管打电话的对方是谁，便大吼道：“你们干什么吃的，一会儿这样，一会儿那样，你们只晓得在地图上一卡一卡的，当兵的可是两条腿！”吼完后，把电话筒摔了。
许世友一通牢骚，弄得下达命令的粟裕十分尴尬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陈毅看出苗头，知道粟裕碰上“老资格”、“老革命”、“老英雄”了，便接过电话，直接找许世友说话：“刚才粟裕司令的命令，是我陈毅下的，战场上情况千变万化，命令你撤就撤，不撤就撤你。”

“明白了。”许世友似乎也清醒了。
次日，粟裕为了根本解除许世友心中的疙瘩，专门请他来谈话。
许世友开门见山说：“夫战，勇气也，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，彼竭我盈，故克之。502，我们士气正旺，该一鼓作气啊！”
粟裕没有正面回答，把许世友领到地图前，一边指着地图，一边说明敌整编十一师侵入新泰的时间，我4个纵队包围十一师的时间，敌从四面八方大量赶来的援兵及其与我部的距离。
最后说：“如果坚持打这一仗，我们必须在最多48小时内全歼敌整编十一师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“502，命令是命令，牢骚归牢骚，只要让我们九纵打上痛快仗，什么都好说。”
粟裕见许世友确实想通了。便留他共进午餐。见桌上有4菜1汤，其中有一大碗红烧狗肉，许世友十分高兴，便问：“502，有酒吗？”
一则是午餐，下午要工作，二则粟裕平时滴酒不沾，便回答说：“没有酒。”
“粟司令，我是粗人，说句粗话：有酒没菜，不算怠慢；有菜没酒，等于喂狗。这么一桌好菜，没有酒太可惜了。这样吧，等下次有了酒，我再来吃。”说完，许世友转身就走。
粟裕看着许世友的背影，又一次不知如何处理才好。

许世友，是驰名中外的名将，颇有些神秘之感与传奇色彩。在部队、在民间，有关许世友的传说也着实很多。
传说，许世友沉默寡言，喜欢关起门一个人研究问题，谁去找他，一定要敲门，同时高声喊：“报告！”经允许后方可进门，否则随手一枪，将你击毙。因为他办公桌上总是放着两把已经上膛的手枪。一次，他的夫人进屋，忘了喊报告，被许世友随手一枪，击中胸部当即命绝。
这个传说，完全是空穴来风，纯属乌有。许世友一生，共结婚三次。第一次是他23岁，在家乡当炮队队长之时，由其母作主，与邻村的农家女朱锡明结婚。
朱锡明比许世友长3岁，天生丽质，有名的美女，是当地农会的妇女委员。嫁给许世友后，仍担任村里的妇女委员。这一次虽纯属许母一手包办，但小夫妻俩十分恩爱。朱锡明尊重丈夫，孝敬婆母，积极工作，获乡亲一致好评。
许世友随红军主力撤离大别山区，一去数十年，杳无讯息。这急坏了许母，几次动员儿媳改嫁，朱锡明气得要自杀。
许母大哭，对朱锡明说：“儿啊，我也是年轻守寡之人，知道寡妇的艰难，你现在不是我的儿媳，你是我的亲闺女，我嫁个女儿还不行么？”
这样，朱锡明依了许母。改嫁后，仍常常抽空来照顾许母，仍称许母为“娘”。
解放后，许世友衣锦还乡，朱锡明没有去见许世友。但对许母提出要求：死后埋葬在许家祖坟内。许母将这件事，作为要事，交待儿子许世友，对朱锡明后事要厚办，要葬人许家坟地。

许世友的第二次婚姻，是在红军时期，在长征路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之时。当时，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里有许多对革命伴侣，他们同甘共苦、并肩战斗的情景，对绝对不允许恋爱结婚的红四方面军影响很大。
于是，红四方面军总部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决定：允许正军级以上职务干部结婚。许世友是主力部队红四军军长，当然身居此例。经有关领导做工作，许世友与彼此早就很有好感的女青年李明珍结了婚。
一过草地，他俩便举行了婚礼。在婚礼仪式中，新郎新娘互赠礼品，许世友把心爱的手表和毛毯送给了李明珍，这些在当时都是十分稀罕之物，让李明珍在其他女青年面前着实神气了—番。
李明珍好学上进，工作上大胆泼辣，对许世友体贴入微。许世友调任骑兵司令征收牛羊、粮食。细心的李明珍将羊毛收集起来，洗净晒干，抓紧点点滴滴的时间，搓成毛线，再为许世友织成毛衣。这是许世友生平第一件毛衣。
许世友与李明珍恩恩爱爱，让陈再道、陈锡联这些师长们眼馋得不行：“和尚倒能讨老婆，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倒反而不行？”
许世友很得意：“嘿嘿，我讨老婆是打仗打来的，你们好好干吧，等打到军长位置，不也就可以结婚了吗？”

到延安后，许世友进抗大学习，李明珍分配到延长县负责妇女工作。后来，许世友被捕入狱，使这十分美满的婚姻化作了清风。
当时，许世友自知闯了大祸，而且，即使浑身长满了嘴巴也说不清楚。他迫切需要理解和安慰，非常渴望见到李明珍。他几度托人带信给李明珍，请其速来一见。
等了好几天，许世友就是见不到李明珍的影子。后来，李明珍请人捎来离婚信，在许世友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。
不久，在毛主席干预下，许世友重新带兵打仗，而且还成了毛主席最最信任的爱将！这时李明珍对自己的冲动和轻率追悔莫及，多次向许世友认错并希望和好。许世友坚决不同意。
许世友随朱德总司令到太行山抗击日寇，李明珍也请求上前线去了太行山。陈赓与陈锡联找机会把许世友与李明珍反锁在一间屋里，希望他们好好谈谈，互相沟通，加强理解。
许世友不理不睬，拿出少林功夫，一掌拍碎门板，破门而出，扬长而去。
许世友在华北党校学习期满，去山东赴任。朱德亲自为许世友送行。朱德苦口婆心劝许世友说：“那事也不能全怪李明珍，当时她的压力确实也很大，你就把她带到山东去吧。”
“什么都好说，带她走，绝对不可能。”许世友说完，酒也不喝了，掉头就走，硬是一个人去了山东。
已经到了这个份上，还有什么可说呢，李明珍后来与后勤部的一位干部成了家。
许世友的第三次婚姻，也是最后一次婚姻，是在1941年，他率清河军区独立团入胶东之后。许世友在胶东成日带兵打仗，无暇顾及生活。加上仗越打越大，部队越打越多，工作越来越忙，许世友整天胡子拉茬，衣服邋里邋遢。干部群众，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，一致认为该给他成个家。

一天，胶东军区后勤部一位领导，要许世友随他去相亲。许世友不置可否，只是骑上马跟着就走。来到根据地的一家皮革厂，进厂门后，只见一位十分俊俏的农家姑娘正在那里做鞋，十分认真，十分专注。
许世友停步了，也认真地看了看这位姑娘，很中意，便说：“就是她吧！”
这位姑娘叫田明兰，后来改名叫田普。整整四十个春秋，她和许世友相依相伴。传说，许世友英雄海量，嗜酒如命，又好请人喝酒。
许世友请人喝酒有个规矩：一位战士，把一只大碗用干布擦净，放在桌中央，每人干杯后，须依次将酒杯倒置在干碗上。约15秒钟，在这段时间内，杯中若有一滴酒入碗中，则罚酒三杯，二滴则六杯，以此类推。不喝不行，立即有四个彪形大汉抱住你手脚，捏住你鼻子硬灌。
据说，许世友喝酒的事给周总理知道了，周总理挤时间专门请许世友喝酒，一对一地干杯。喝到第59杯时，许世友顶不住了，又不能在总理面前失态，只得认输。这时周总理教育许世友，不要强人喝酒……
经过多方考证，这个故事纯属虚构。许世友喜欢在家中请客饮酒。其实，许世友劝酒很简单，也就是三句话：第一句：“第一杯大家干了，以后随意。”第二句是：“你怕老婆。男子汉，大丈夫，怎么能怕老婆呢？把这杯喝了，喝了回去就平等了。”
许世友同志故居
如果你说，身体不好，医生不让喝，许世友立即说：“你怕死。这杯酒，你必须得喝，喝了才能不怕死，才能勇往直前，消灭敌人！”
如果你第一杯与第二杯都喝了，许世友的第三句话就是：“啊哈，你酒量不错么，怎么说不会喝？嗯，你酒风不正，弄虚作假。同志，酒风是作风的表现，作风是人品反映。为纠正你的思想作风，罚酒三杯！”如此而已。
酒鬼、酒仙、酒神，不同的人，对许世友的称呼也不同。其实许世友，不是酒鬼，也不是酒仙，更不是酒神，他是人，是粗中有细，聪明绝顶的军人。
他饮酒成瘾，嗜酒如命，是在担任红军团长之后才开始的。他喝酒的内涵，极为丰富，就某种意义上讲，是在政治上保护自己。
许世友有三个特点：一是拼命杀敌。每逢打仗，他都身先士卒，冲锋在前，拼命杀敌，有一次杀得兴起，竟把28斤重的大砍刀杀得卷了刃；二是打完仗就喝酒，一直喝到昏昏欲睡为止；三是跟谁也不说话，蒙头睡觉。
其实，这是许世友离开徐向前之后，给自己立下了保护自己的两条规定：一是把仗打好，要死，也一定要死在战场上。死在战场上是烈士；二是少说话，最好别说话，特别不能跟政委说话。一定要说，也莫说真话，政委说什么，跟着背一遍了事。
有一次政委问许世友：“一加一等于几？”
“对，一加一等于几。”许世友回答。
“我问你，一加一等于几嘛？”

“是啊，你已经说了一加一等于几，那就等于几，谁敢说等于别的什么东西，我就要他的命！”许世友严肃认真地说。
等政委想与许世友商量别的事时，许早已走开了。
当然与许世友合作得好的政委也是有的，第一个是王建安。许世友从红九军副军长调到红四军当军长，老政委王建安对许世友以诚相待，大小事均毫无保留地与许商量，令许世友很感动，故情同手足。
在延安时，毛主席在救许世友的同时，对许有了深刻了解，因此对许世友绝对信任，十分偏爱。对这一点，许世友自己也很清楚。
许世友知道了自己在毛主席心中的分量之后，仍然表扬了两个政委：一是谭震林。谭比许年长，在井冈山初期，就是苏维埃政权的高级领导。谭当许世友的政委时，是以华东野战军副政委身份兼任的，对许世友而言，谭震林是领导兼同事。许对谭较为尊重。
第二个是杜平。杜平是知识分子出身，作风儒雅，政治能力突出。黄桥决战时，他是粟裕身边的青年干部。当时，粟裕对部队政治工作要求，一抓军队建设方向；二抓重大决策，以避免失误；三抓补台，诚心诚意地补台，以保证战斗胜利。
杜平积极协助粟裕，在政工工作中做出了不少贡献，深受粟裕的器重，逐渐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政工干部。1955年，杜平获授中将军衔。

不久，杜平被调往南京军区，担任政治委员，当时南京军区的司令员正是许世友。杜平当许世友的政委时，与许世友合作的颇为融洽，许世友对杜平极为信任，曾说道：“杜平确实是我的好政委。”
许世友用英勇杀敌和喝酒睡觉来保护自己，是有效的。一次，许世友率部打了个大胜仗，歼灭川军两个团。上级很高兴，要为许世友开庆功会，亲自接见了许世友。他问许世友有何要求，许世友只说了一个字：“酒！”
上级问：“有了酒，能打更大的胜仗吗？”许世友点点头又说了一个“酒”字。
红四方面军总部当即下了两道命令：一是许世友同志任何时候都可以公开喝酒；二是后勤部门要设法为许世友同志供应好酒。因此，许世友的喝酒，名震全军！

从1932年12月到1933年11月，许世友从团长升至红九军副军长，不久又到主力部队红四军当军长去了。
话题扯远了，继续说解放战争时期的事吧。“大胡子”连长在行军途中的牢骚，九纵司令员许世友，对围攻新泰突然撤围有抵触，不得不令粟裕深思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中央军委的电报来了……
前面讲到，一纵的沙连长，在行军途中发牢骚，正好被粟裕碰上了，交谈之后，令粟裕陷入了沉思。他想起二天前，我军包围好了新泰，未攻击，突然又命令撤围，九纵司令许世友情绪上有抵触。
这一切，令粟裕感到，大步进退，在运动中歼敌的思想，还没有真正为广大指战员理解与接受。必须进一步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，使广大指战员认识到这样做的必要性，在实践中理解和体现运动战、歼灭战的指导思想。
粟裕向陈毅汇报了自己的想法，深得陈毅赞同。陈毅要求全军上下，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，都要认真学习和理解运动战的必要性。尤其要以莱芜战役的实例来教育大家，对大步进退的必要性要有足够的认识。
他说：“同志们，如果陈粟的电报不滴滴答，战士的脚板不噗噗噗，又怎么能调动敌人呢？我们就是要用耍龙灯的战法，把敌人拖得疲惫不堪，造成有利战机，打更大的歼灭战。”
为了进一步调动和分散敌人，陈、粟计划以两个纵队南下鲁南，以一个纵队南下苏北，威胁敌人后方，吸引敌军回师或分兵，以便在运动中歼敌。
1947年5月3日，他们把这个想法上报了军委。第二天，毛主席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复电，肯定了他们持重待机的方针，指出：“敌军密集不好打，忍耐待机，处置甚妥。只有耐心，总有歼敌机会。”
5月6日，军委又电示陈、粟：“目前形势，敌方要急，我方并不要急”。“五六两月，你们除了七纵位于滨海外，其余全部似宜集中莱芜、沂水地区休整待机，待敌前进或发生变化，然后相机歼敌。第一不要性急，第二不要分兵，只要主力在手，总有歼敌机会”。
根据军委的指示：陈、粟决定，放弃第七纵队南下苏北和第一纵队去鲁南的计划，仅命令已经位于新泰以西的第六纵队，就近南下至平邑以南地区。要求他们不要采取积极行动，不要刺激敌人，隐伏于鲁南敌后待命。其他各主力部队，则后退一步，集结于莱芜、新泰、蒙阴以东地区待机。

不出军委所料，国民党军队果然焦急起来。华野“耍龙灯”战法，不仅削弱了敌人，搞得他们疲惫不堪，更重要的是，暴露了敌人的内部矛盾，错乱了敌人的部署，造成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战机。
蒋介石原想直接指挥，速战速决，与其愿望相反，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，矛盾重重，互相拆台的情况屡见不鲜。为了保存实力，不少国军将领消极应对，避免与华野决战。蒋介石为此焦急不安，严令顾祝同加快“进剿”，限5月初“打掉陈毅、粟裕的主力”。
华野各主力部队后退一步，使得敌军得以未经严重战斗就占领临沂、新泰、莱芜一线。他们又错误判断华野“攻势疲惫”，已向淄川、博山、南麻、坦埠、沂水、莒县一线撤退。
于是决定“跟踪进剿”，并把“稳扎稳打”战法改为“稳扎猛打”，三个兵团同时向莒县、沂水、悦庄、淄博一线推进，企图围歼华野主力于沂蒙山区，或者把华野主力赶过黄河。
国民党的《中央日报》打出通栏大标题：“雄师北指，气吞沂蒙！”
国民党军的这个变化，无疑会使有利于华野的战机即将出现。
5月10日，顾祝同命令欧震、汤恩伯、王敬久三个兵团向莒县、沂水、淄博一线推进。汤恩伯指挥第一兵团共8个整编师，向沂水、坦埠发起进攻。
陈、粟当即决定，首先歼灭该敌于沂水、苏村地区。陈、粟迅速调兵遣将，并将作战计划向中央军委汇报。
毛主席对此表示赞同，很快便同意了华野的作战计划。
但是，粟裕认为，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，并不是理想的打击对象。这两支部队属于李宗仁、白崇禧的桂系，狡猾多变，作风顽强，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。同他们作战很难有俘获，往往打成消耗战。
因此，作战命令下达后，粟裕一方面指派专人，为参战部队调配充足的大炮和弹药，以确保参战部队以强大的火力攻歼该敌；另一方面，密切注视着敌情的细微变化，以寻找更加有利的战机和最佳作战方案。
战场上的情况，瞬息万变，果然发生了人们难以料想的重大变化。5月11日，张灵甫率整编七十四师，从垛庄出发，经由孟良崮的西麓，向坦埠以南的华野九纵阵地进攻。
敌人此举，引起了粟裕的高度重视。敌人这样做，是一种局部行为还是意味着改变部署，开始新的全线进攻？

粟裕判断：敌人已经发现我华野指挥部的位置。前天的轰炸，与今天七十四师对九纵阵地的进攻，必有内在联系；他特地通知情报部门务必严密监视敌军动向，尽快查明敌人的部署。
5月11日晚，华野截获汤恩伯限整编七十四师于5月12日攻占坦埠的命令。粟裕得知这个极其重要的情报，沉思了半个多小时。
他深知陈军长一直对敌七十四师耿耿于怀，他深知华野部队，特别是原华中野战军各部队，一直盼望着歼灭七十四师的这一天。他自己，这半年来一直千方百计地寻找歼灭七十四师的机会，现在机会出现了。
但是，他对作出歼灭七十四师的决策，仍抱着十分慎重的态度。他要求情报部门核实情报的准确性，并进一步搜集有关情报。
根据从各个渠道得到的情报，粟裕很快便查明了汤恩伯的作战部署：以整编八十三师为左右两翼，以整编六十五师为二十五师侧翼，以第七军和整编四十八师保护八十三师的侧翼，限于12日（后改为14日）攻占坦埠。
同时，还查明了王敬久兵团的第五军，欧震兵团的整编十一师等部，已由莱芜、新泰出动，向东进犯，其距离整编七十四师等仅仅一至二日行程。
粟裕认为，尽管敌军行动尚未完全明朗，但可断定敌人决定发动全线进攻，其部署显然是以七十四师为中心的突击力量，在两翼与后续的强大兵团掩护下实施中央突破，企图一举击中我指挥中心，聚歼我军主力于沂蒙山区。

粟裕立即构想出新的作战方案：不打第七军和整编四十八师，改打中路最强之敌整编七十四师。迅速就近调集几个强有力的部队，以“猛虎掏心”的战法，从敌人战斗队形的中央硬契入其间，切断整编第七十四师与其友邻的联系，将七十四师歼灭掉！
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，果断改变已经付诸行动，而且得到中央正式批准的作战计划，作出带有巨大风险的决策，从敌人重兵集团中分割歼灭强敌，不仅需要有压倒强敌的英雄气概，而且要有驾驭战局发展变化的战略才干，同时要有及时正确处理战场瞬变的指挥能力。
粟裕临机决断的能力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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